马基雅维利论政治谣言与人民裁决｜城与邦
马基雅维利论政治谣言与人民裁决
译者｜知指
简介｜政治哲学爱好者
兴趣｜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
编辑｜黄麒瑄
政治谣言与人民的政治裁决
政治冲突往往是借由谣言的形式散播，以诬陷、诬告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因而导致了种种矛盾，诚如法谚所云：“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如果我们不能够确立一套有效处理诬告与争议的机制，那么政治生活将是政治乌贼的游乐园，人民与政府将疲于腥膻色权的口水战中。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工作，在我们看来，至今仍颇具启发，不论是对人民内部分裂（权贵与权贵、权贵与民众）的矛盾化解的分析，还是对政治谣言的人民裁决之制度化处理都在人类思想长河中熠熠生辉。
本文译自麦考密克（John P. McCormick）的《Machiavellian Democracy》（2011）的第五章〈政治审判与“自由的生活方式”〉的第三小节〈诬蔑与作为“人数足够多的审判者”的人民〉。在这一小节中，作者提供了相当充分的历史阐释，并扼要地说明马基雅维利如何处理政治污蔑的问题。另外，以下段落有跨页的部分，以【120】的形式呈现页码，〔⋯⋯〕内的文字则为译者所添。
诬蔑与作为“人数足够多的审判者”的人民
马基雅维利强调，只要能保证控告人有所忌惮，一旦控告被确定是诽谤就会受到所控告的罪行同样的惩罚，共和国就无需担心控告活动会变得随随便便。此外，马基雅维利从散播在广场、敞廊和密室中的那些诽谤的、来源不明的和毫无根据的的指控中，区分了由事实与证人证实的指控以及法律权威指示的指控（D I. 8）。虽然指控能够威慑、惩罚、平息社会失序，但是诬蔑不仅会鼓励错误的行为、藏匿真正的违法者、转移公民和各种长官对真正问题的注意力，而且通常会加剧派系斗争。马基雅维利建议共和国可以采用以下方式阻止诬蔑：如果全体公民裁定一个指控【120】是虚假的，那么诬蔑者应当受到与他所污蔑之罪名相类似的惩罚。如果大议会能够裁定索德里尼的案子是控告还是诬蔑，那么他的对手们就会忌惮人民对他们野心的惩罚（打压）而不敢轻举妄动。
应当指出的是，圭恰尔迪尼（Guicciardini）和马基雅维利对此都有切身的体会，即夸大的、虚假的、受到派系斗争激发的控告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滥用后果。在他为共和国效劳期间，马基雅维利一直是匿名指控的对象，这些指控几乎全部来自于索德里尼在权贵中的对手；其目的在于将正义旗手的“马仔”（mannerino）排挤出秘书的、军事的或外交的岗位，或者阻止他在这些岗位上履行职责。[1]马基雅维利受到各种各样的指控，比如说，他是一个私生子的后代，[其父]（译按：据相关文献记载，此處可能漏掉了）没有偿清债务和拖欠税款，与一位情妇有不正当性行为。[2]最让马基雅维利失望的是，为了回应显贵们的一次诽谤活动，索德里尼撤销了支持他出使德意志皇帝的命令。[3]显贵们指控说，马基雅维利不配出任大使，并坚持要求任命并派遣其贵族出身的朋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Francesco Vettori）。至于说圭恰尔迪尼，1527年美第奇家族十五年的复辟结束之后，佛罗伦萨共和国再度恢复，他被传唤就其为僭主们的行政、外交和军事服务进行交代。[4]共和国当局指责他腐败和背叛，不由分说地对他进行罚款并驱逐了他。圭恰尔迪尼甚至表示，在他看来这个杀气腾腾的民众政府极有可能不公正地判处自己死刑，就像处死苏格拉底和贝尔纳多·德尔·内罗（Bernardo del Nero）（本章后面部分会详细探讨他的政权）。
▲圭恰尔迪尼
圭恰尔迪尼的经历似乎证实了一个坚定的显贵式偏见，即不应该授权民众进行指控以及反对由广泛的公民参与的审判。但是，圭恰尔迪尼和马基雅维利都认识到，权贵更愿意接受一个由其同侪组成的小型机构的审判或者向其提出申诉，而不愿意接受一个更大型的、由他们认为是“无知的”和“心怀嫉妒的”平民组成的机构。[5]毋庸置疑，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的进献对象、年轻的佛罗伦萨权贵科西莫·鲁切拉伊和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也会持这种观点。为了说服来自这个阶级和具有这种倾向的人，马基雅维利借助了曼利乌斯·卡皮托利努斯这个著名的例子来试图说明，人民能够客观地审判显贵，即便人民自己就是相关论辩的一方也是如此（D I. 8）。
曼利乌斯强烈地嫉妒孚里乌斯·卡米卢斯战胜高卢人之后获得的荣耀，同时愤恨元老院拒绝授予自己与卡米卢斯同样的荣誉，因此开始散布谣言、煽动民众反对元老院：他声称元老院私吞战利品，并加剧平民的经济负担（D I. 8）。元老院设立独裁官来应对曼利乌斯，并负责平息迫在眉睫的民众暴动。独裁官对曼利乌斯进行了公开的审讯，他不能为自己的指控提供证据，【121】平民消除了反对显贵的怒气，撤回了对曼利乌斯这位曾经的首领的支持。这个案例表明，人民确实能够聚焦于一起政治审判中实实在在的事实，而不是出于一种派性的方式支持自己的理由和自己的拥护者。曼利乌斯的事件还表明，煽动家可能会无原则地、非法地利用民众对大人物的偏见来进行诬蔑，而指控总是有利于整个共和国。要是曼利乌斯的指控从一开始就能够通过正式渠道公开地进行，并得到证据的支持，那么元老院就不用被迫使出最后一招任命独裁官来处理此事。
正如在第3章中简短提到的，马基雅维利还援引了更为晚近的佛罗伦萨的乔瓦尼·圭恰尔迪尼——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的一位先人——的例子来进一步强调这一点（D I. 8）。早先这位圭恰尔迪尼是共和国的一位军事专员，他被人诬蔑说接受了卢卡人的贿赂而不去攻打他们的城市。马基雅维利说，如果圭恰尔迪尼能够直接向在会议中集合的人民提出申诉，而不是诉诸人民首长这样的一位外国仲裁者，那么佛罗伦萨贵族也就不会如此狂热地追随他，以及随后进一步的发展导致共和国走向瓦解（D I. 8）。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将其描述为美第奇家族为了加速掌权而诋毁某个人的一个实例。一开始，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民不由分说地将一项由于他们自己的莽撞而导致的失败政策归咎于圭恰尔迪尼，但接下来他披露说，是美第奇家族秘密策划了攻打卢卡的计划，目的只是为了利用这个计划的失败来利用谣言归咎于乔瓦尼。显贵阶级的团结（consolidation of patrician）加强了对圭恰尔迪尼的支持，从而陷入与美第奇家族的冲突，科西莫由此成为共和国的第一公民、“国父”（father of the city），并成为实际上的君主。[6]对此事的一场正式的公开审讯，或许能够阻止或者至少延缓美第奇家族的崛起以及奥比奇共和国的瓦解。
▲人如何能成为棋手而非棋子，是马基雅维利的核心关怀
《李维史论》中乔瓦尼·圭恰尔迪尼的情节表明，尽管存在阶级敌意，但普通公众仍然会给予一位贵族（a）在政治审判正式的程序中接受一次更加公正审讯的机会，而不是将其推入恶意诬蔑的泥沼，以及（b）这样的审讯较之于由一位长官、甚或以人民的名义采取行动的某个人、特别是引入一个外国人进行的审判更加公正。马基雅维利一贯地批评佛罗伦萨共和国，认为它不能有效地缓冲公民的各种必须（civic necessities），也就不能像罗马那样利用它来实现各方面的伟大：佛罗伦萨的政治过于容易受到诬蔑的左右，不利于民众对指控的审判，过于频繁地引入外国势力来解决国内纠纷。
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对效率的诉求并不能成为用小型的、精英主导的机构或者外国势力来代替公开指控和民众政治审判的理由。在罗马，对于格外紧急的案件，如果对指控或死刑申诉的审讯显得太迟缓的话，执政官和元老院会任命一位独裁官来处理棘手的事情，但他们从来不会招揽一个外国人。[7]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启动对民众开放的政治审判有可能会考虑时效因素【122】：没有必要如此教条地恪守这种审判，以致有牺牲共和国整体安全之虞，但无论如何便宜行事都不能成为引入单边外国干预的借口。[8]马基雅维利反复地批评早期佛罗伦萨共和国把政治起诉和申诉的受理置于据说是客观公正的外国人（比如：行政官、人民首长、教皇、法国国王）之手的做法。实际上，就像精英组成的小型委员会，由于城邦内的特定派系或在他们自身利益的行动的驱使下，外国人一样是容易受到影响且腐败的（D I. 49）。
除了努力让权贵们在政治案件中更加愿意接受民众的裁决之外，马基雅维利还试图向他们表明，人民自己的行政长官——保民官——并不会始终贯彻其平民支持者的意愿简单地对显贵提出控告。例如，有这样一个例子，在阿皮乌斯和十人立法委员会在罗马剥夺民众的自由、建立一个短期的僭政之后，民众反对显贵有些过度；此时，保民官强行决定在一年内不对大人物提出指控（D I. 45）。换句话说，马基雅维利认为，权贵们既不必担心由人民来裁决政治审判在制度上存在缺陷，也不必担心平民的行政长官会借助指控实施持续的骚扰。不过，在这样的制度确实存在的政体中，大人物想要压迫人民并威胁人民自由就不得不思虑再三了。
▲相对而言，健全的公共空间可以有效地避免不良讯息带来的负面影响
18世纪之后的共和主义宪法的制定者们摒弃了指控的做法，因为他们认为这容易导致政治煽动或派系斗争。他们认为，相互制衡的利益在防范偏私政策的形成或实施以保障广大公众利益的关键时刻能够发挥与指控相类似的作用。此外，控告有可能最终也无法确定是指控还是诬蔑，这就仍然会被用来诋毁或损害公职人员的形象，特别是当散布毁谤信息的人无法被确认或者追究的时候。马基雅维利认为，对那些捏造虚假指控的人实施严厉的惩罚，并允许全体公民来裁定指控的真实性将极大地抑制这种行为，当然，并不能保证将这种行为完全消除。事实上，在专门探讨指控和诬蔑的章节之前的一章中，马基雅维利讨论过一个事例：罗马贵族阻挠平民独裁官马尔库斯·墨涅尼乌斯以及平民骑兵长官马尔库斯·孚尔维乌斯进行的有利于人民的改革努力（D I. 5）。元老院如此有效地诋毁了这位独裁官的正直，以致他辞掉了职位，尽管他在一次民众大会的审判中并没有裁定有腐败行为。[9]
-Fin-
注释
Ridolfi 1963, 99.
de Grazia 1989, 140; and Ridolfi 1963, 112, 286n. 18 and 20.
Najemy 1990, 102-117, here 108-112; Ridolfi 1963, 99-101. Cf. also Black 1990, 71-99.
Ridolfi 1968, 172-206. 也参见圭恰尔迪尼本人对自己职业生涯的责难和辩解：Guicciardini [1527] 1993。
Guicciardini [1530] 1965, 76, 123, 125; [1530] 2002, 397.
参见FH IV. 24-27。特别参见曼斯菲尔德关于乔瓦尼·圭恰尔迪尼经历的富有启发性的讨论（Mansfield 1979, 61-62）。
Kaplan 1977; and Lintott 1999, 94-96, 109-113.
Wantchekon and Nickerson 2000.
在McCormick 2007b中，我认为这个案例为平民主义改革者如何应对贵族的诽谤问题上了一课，尤其是对照马基雅维利给萨沃纳罗拉、瓦洛里、索德里尼的建议，即如何在人民召开会议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应对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贵族派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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